禪宗在於中國佛教史與中國文化史上佔有極要要的地位,一般所知的禪宗史籍主要有《寶林傳》《景德傳燈錄》《傳法正宗記》。

禪法是由菩提達摩從印度傳至中國而來,菩提達摩所教導印度禪法逐漸與中國當時文化與為化中國之方便逐漸發展成適應中國所有的中國禪。

禪史有兩大部份:禪者的事跡與傳承,禪法的方便施化與演變。禪者重視師承,古代禪者對於自已由禪所得來的體悟之共同信念,是從佛陀傳來的,單純直系的傳承對於禪者,多少可以證明所修禪法之正確性,確保自已走向的真正之道。除中國自達摩以降之歷代祖師所傳多少有些記載之外,對於在於印度時由佛傳自達摩的法統不明,隨禪宗的發展,法統的釐清似乎有更迫切的須要。當時所能參照的只有《禪經序》《付法藏因緣傳》《薩婆多部記》,從中提出禪於達摩以前的印度時代法統。其中雖有引列上三書作為傳承依據,但多少不免誤會或為彌補其間的問題處而憑空想像或編造法統。以現代學者的研究,古代禪者所考作的印度法統為不足以取信於世人,但有其參考禪史史料之可貴價值性。

禪者之所重視法統主因為此是禪之弘化的一大利器,以法統明確或許可表示此乃佛所親傳。而對於自修上得到自信或因此取信於他人得歸向佛法與本宗。

於中國法統方面,達摩傳慧可,見於《續高僧傳》;慧可到弘忍的傳承,最早的記錄見於《唐中岳沙門釋法如行狀》,但此已是七世紀末的作品。而五祖弘忍以下付法是密付,受法是密受,也就是說除了付法的弘忍與受法者,其餘的人皆不知是誰受了法。弘忍門下優秀的禪者自然有獨得心法的自信,禪門不同的傳承也因此而傳開,在於未知付法與誰的情況下,誰是主流,誰是旁流,是靠禪者自已的努力行化,,由眾望所歸而被公認出來,如說「歷史只不過是贏家所寫下的預言書」。以當時弘忍門下之神秀,應是一優秀的禪者,其門下亦有廣大徒眾,唐史中曾有武后頂禮神秀之記載,多少可見神秀於當世是有名望的高僧。以現今流通的《壇經》所記載的重視名位與集眾排他的神秀頗為出入,於《壇經》中雖是敘述慧能所得法之傳記,但其中明顯可見到揚慧能而抑神秀的色彩,近代出土的《壇經》墩煌本與現今流通的《壇經》已有很大的不同,其中由後代人增修篡改之處甚多,已然失其本真。而當世南北宗分庭抗禮,《壇經》是南宗門下所造,書作時已不能持平公正的論禪,找到機會多少要褒自宗而貶他宗,是故《壇經》所敘的禪史,只能看出禪宗當時內部對立的情況,但尚不足以作為一部真正禪史來引據參考。

以此多少可看出,達摩以來的禪師事跡,多仍是由起初的傳說後經弟子的記錄而成,傳說不免有異的以訛傳訛,書作時加入自已的想像,為宗教目的建立新說,後世人的增修編篡,這都是存在的事實。學人應重此事實,不應過份重視其中一古人所作之價值,正視古典所傳來的多樣性與多種可能性,以求得近於事實的傳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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