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農氏

　　釋尊所說法，不一定純依於語言，佛陀的行住坐臥的日常起居中，也無一不是說法，但言說語教終究是常用的方法。佛弟子也無一不是用語言文字持誦口傳。

佛法發展至初期大乘經典的集出，開始積極弘揚「受持、讀誦、書寫、為人解說」的功德利益之不可思議。《華嚴經‧淨行品》：「自皈依法，當願眾生，深入經藏，智慧如海。」眾生所皈依的法，所求的智慧，以華嚴經的角度而言，是要從經藏中求得。

　　中國的禪宗卻言「不立文字」、「教外別傳」，不以為經典能令人解脫，反而以為文字三藏是更令人增生障礙的，卻發展成研究另一種文字的形式「公案」、「話頭」來求開悟，很顯然禪宗最後還是落入文字，就廣義而言，棒喝、擎拳亦算是表達的肢體語言。那麼『不立文字』整說是無從說起的。如達摩與慧可對言「求安心。」「心拿來，我替你安。」「找不到不安的心。」「已經安好。」慧可即開悟，雖非以三藏經典教誡，但還是依於文字的功能，又如慧能雖不識文字，但聞「應無所住而生其心。」而悟，這難到不是經藏的功德嗎。

　　就文字而言，確有其限制性。文字不能即於般若智慧本身，文字有能詮的名與所詮的義，名是約定俗成的，若眾生之間對能詮的名有共同的認識與使用，名即不能詮其義。如金錢材質本身並不等於物質的價值，但因世俗約定共制，於是可以買賣貨物，但貨物不是金錢；金錢也不是貨。雖所詮的義非能詮的名本身，但所詮的義卻不能沒有能詮的名來成就，眾生必須尋著指向月的手來見到月亮，但月不是手，手也不是月。初期的禪宗或許是為對治見手以為見月、妄執經論而更增戲論的眾生，但過度發展便完全否定文字相的功能，產生了教理與所行相互矛盾的情形。

　　當然般若的無上智慧，第一義諦的言語道斷，是不可言說，也無法可說。所以佛陀才在《金剛經》中問須菩提：「我有說法嗎。」須菩提回答：「世尊沒有說法。」但釋尊有無量慈悲、無量善巧方便，於是施設種種而欲令眾生體見般若。文字還是有文字所能詮的實義與功德，失去能詮的名何來所詮的義，沒有了指月的那雙手，我們終究還是不知月到底在那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