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農氏

　　「由愛故生憂，由愛故生怖。若離於愛者，無憂亦無怖。」這是《佛說妙色王因緣經》中的一句。

　　其句子淺白且點出人生之所以苦痛的癥結。眾生因為有愛，而產生執，對於愛的對相產生「我所」，我的。而被所執愛的對相繫縛而不得自在。此愛的對相並不專指於情愛，而是泛指如世間的親情，事件情境的深陷乃至於美好物質的貪戀。

　　在愛的情況下，直接引發了「愛別離」與「求不得」兩大苦痛。因為愛而引生的憂怖內容是，害怕得不到，或得到後害怕失去。以此而陷入一層一層的苦痛中，也因眾生具有「愛執」的天性，除有現世苦痛的感受，也招感不斷生死的輪迴之苦。

　　大乘佛教思想的興起，是在於佛滅數百年後。

　　大乘佛教是相對於聲聞乘而說的。在佛世時，佛弟子斷盡煩惱到達解脫生死時，即是證得「阿羅漢」果，阿羅漢是梵文，意譯為「無學」。意思是阿羅漢以是最高學位，當佛弟子證得阿羅漢時，常自言：「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後有。」而佛在當時也被稱為阿羅漢，只不過佛是大阿羅漢。

　　但佛弟子仍體現到，聲聞弟子所證得的阿羅漢果的賢聖者，仍和佛陀有極大的不同之處，在福德、智慧、餘習方面，仍大大的不如佛陀，於是體見到阿羅漢果聖者並非真正到了無學位，仍是「有學可學」的。於是佛弟子了解到聲聞人仍有所不知，有所不能，有所不淨，於是再度向佛看齊，直向菩薩的大道。

　　於是佛弟子開始探討，世尊成道前，是如何的修行。在佛世時，成佛之前的釋尊即被稱為菩薩，在《本生經》中談到佛陀在過去無量劫無量生所修的無量廣大的六度萬行，其中有大家耳熟能詳的割肉餵鷹、投身餓虎。還有《金剛經》中，釋尊於無量劫前做五百世忍辱仙人，被國王割截身體而不起嗔，並發願要在未來成佛時要先度對忍辱仙割截的國王。

　　於是大乘思想，基於這兩大要素而展開。因見到了聲聞的不足之處，又因懷念已入滅的佛陀，起而研究釋尊成道前的廣大菩薩的利益度脫一切眾生行。進而迴小而向大。

　　一般佛教所言的布施，並非是毫無道理的予取予求。

　　布施是六度之一也是四攝法之一。布施在於佛教中是極重要的，但施也必須要有智慧的布施，如法的布施才能夠真正的利益眾生。

　　就如同有人求施毒藥以毒害別人或自已，此事佛弟子絕不可以施予。又有說布施身體以解決肉體的慾望，那也其實也不是布施，因為慾念性行長養的是煩惱，有礙於聖道，那只是一個眾生作為滿足自身私慾的藉口，而佛弟子不無智慧的以為如此的施身真能利益受施的人。

　　就如同放生是極大的無畏施，但現今放生卻惹來許多的爭議。那也是沒有以智慧來行布施的結果。

　　是以真正能利益眾生的布施是必須經過佛弟子仔細思考研究的課題。還有也不是他人怎麼做就一定都對。正確的思考，足夠的世俗知識，夠常長遠細膩的考量。才真能利益眾生。

　　在佛教史上，初期大乘佛教思想興起時，聲聞（小乘）思想與大乘佛教思想是對立的局面。

　　一般說的聲聞佛教的思想中心是以自我解脫為要務，大乘思想是以廣度一切眾生為理想。在大乘經典中，可以不斷的見到發起悲願的菩提心，呵斥疾入涅槃的聲聞人。而聲聞佛教因大乘教義為後期所興的思想，而斥大乘非佛所說。

　　但以二分法絕對的分化聲聞與大乘是有問題的。

　　在大乘思想中，是不急著斷煩惱，不自利，以在五濁惡世度眾生，利他為主。但事實上一個滿身具備貪嗔癡的人，已經具足了造惡的能力與行為，若菩薩不斷煩惱而空有菩提心，那也仍會不斷的以身口來持續的傷害眾生。而菩薩是必須修行六度萬行的，一個貪行人是無法修施波羅蜜，嗔行人無法修忍辱波羅蜜，癡行人是無法修般若波羅蜜。於是乎可供思考的是，菩薩真能不斷煩惱，不著重自利而大唱度一切眾生的高調?

　　而在聲聞佛教中，雖然以斷盡一切煩惱，永斷生死以入涅槃。但一個約束煩惱乃至於斷煩惱的聲聞佛子，已經具足了不傷害眾生的能力。在十善中，無貪嗔癡的惡意業，就沒有殺盜淫妄等身口惡業。而回觀佛世，聲聞弟子畢生盡心盡力的遊化弘揚佛法與解脫之道，那也是普利人天、化導眾生。在佛的大弟子中，也留下了為法殉道，弘化於惡性邊地的典範出現，雖是乘聞弟子，但同時體現了「不為自已求安樂，但願眾生得離苦。」的大乘精神。

　　於是也不能說聲聞佛教只是一群只顧自已的離苦安樂，而不管眾生死活。而大乘佛教也不可能絕對的只為眾生，而不須自我的修行，那也是會有問題。

　　釋尊並非統領僧團的統冶者，釋尊只是僧團的導師，依法教導大眾。所以說釋尊是依法來攝眾，而不是依世俗的權利來統領大眾。

　　在佛般涅槃後，釋尊並沒有指定特定的繼承人，因為那是不必要的，僧團的合和共住即代表了佛，也代表了法。在僧團中，大眾是平等的，在僧團中是「尊上座，重大眾」。也就是說，尊敬上座比丘長老，但上座長老並非僧團的權利中心，在決事時，必有固定的僧團律制規則羯摩法使大眾共同決議。是類似民主制度的團體。

　　是以釋尊在大般涅槃時囑咐弟子：「我不攝受眾，亦無所教命。汝等當自依止，法依止，莫異依止，即應依四念處而行。」釋尊說「我不攝眾」，是不以釋尊個人的立場來攝眾，而是以法的立場來攝眾，又說「亦無所教命」，也是出乎同樣的理由，釋尊既不是無上的權力中心，那也就沒有「教令」等類似命令的遺教。佛弟子依止佛是因為佛所宣說的教法依法修行，若佛不如法，那仍是須依法修，而不是依佛而修。這也是佛教有別於外道皈依於一個全知全能的梵我大神思想。以全知全能的梵我大神為中心，此神具有至高無上的統治權力。

　　在「自依止，法依止。」的保護下，佛弟子能免於各種外道的誘惑和引導，依於人的問題是，若不依於法，即無從檢視被依止的人是否如法。但後世秘密大乘卻有了以上師為必要的法脈中心，上師是為一的法承管道，此為依於人的情形表現，與自法依止相違的了。

　　釋尊的出家的因緣，有兩種傳說。

　　第一種是釋尊尚為太子時，在東、南、西、北門見到了老、病、死、沙門。因感世事無常，眾生皆有老病死，老病死皆是苦而出家為沙門。

　　第二種是太子見農民耕田，在烈日下赤體辛勤，身體羸瘦，汗流飢渴仍不得休息。而犁牛困頓，備受鞭策羈勒之苦，而土壤中悉有蟲出，鳥雀相接來食。太子有感於農奴貧病，眾生相殘之苦，悲心油然而生，因移坐閻浮樹下，寂然而靜思救濟之道，隱萌出家之志。此釋尊入道之初心，社會救濟與生死解脫，實兼而有之。

　　以現實面而言，見眾生更相殘食之說較為合理。太子嘗遊觀四門，歷見老、病、死苦，及見出家安樂而日增其厭世出家之心。此不必視為事實，要為熟聞塵世可厭，解脫為樂而出家 。遊觀云云，特象徵其內心之感悟而已！

　　「大藏經」。指的是佛教三藏經論的大規模集成。

　　近人蔡運辰所編的《二十五種藏經目錄對照考釋》，依據《昭和法寶總目錄》所收，據蔡氏所編《考釋》一書，共包含《開寶》、《崇寧》、《毘盧》、《圓覺》、《資福》、《磧砂》（甲乙二版）、《普寧》、《金藏》、《南藏》、《北藏》、《嘉興》、《龍藏》、《麗藏》、《縮刻》、《頻伽》、《卍字》等十餘種刊本大藏經目錄。

　　其每板藏經所收的標準並不一置，最初的藏經如《開寶藏》是以印度譯來的經論為主，在中國本土的論述非常的少。

　　就現實而言，因編集藏經編集人員的佛學教育程度、當時人力資源、資料蒐集的完整度或時代背景環境的因素，皆影響了藏經的內容。在現實的條件下，也出現許多重要經典未能入藏，或收錄了偽經入藏等情況發生。於是也常出現後版的藏經將前版增錄收的藏經刪去或增補之例。

　　而許多藏經因年代的遷變，佛教的興哀，舊有的藏經或有失佚、或殘缺不全。而現今最常為佛教界中所使用的是《大正藏》與《卍續藏》。一般佛學研討論究也多引此兩部藏經。

　　「戒、定、慧」三學，是佛法修學的總綱。

　　一般而言，是由戒生定，由定生慧的次第關係。戒何以生定？因戒有止惡防非的作用，若人不持戒，心必在慚愧藏惡不安燥動之下，那是不可能得定。定何發慧？因定使妄想的心安定下來，將紛亂的心拉回，使精神集中後自然發慧。有譬喻心的妄想如風，慧如風中的燭火，當狂風吹起，燭火被風吹的明暗不定，唯有讓風止息，燭火也就能得到應有的燃燒方式而明耀。

　　但戒定慧不是絕對的次第關係。持戒沒有慧，那必是持戒持的煩煩惱惱、不知道如何持才是如法的，甚至根本不想持戒。定沒有慧來輔佐，那這心也不易定下來，就算有定那有只是邪定而已。

　　是故戒定慧是並重，三者不可偏廢，他是相輔相成的。佛弟子無一不修學戒定慧的。就出家眾的五分法身，其中即有戒定慧三分法身。

　　南傳佛教一般是上座系統的佛教，現今南傳佛教已沒有比丘尼（女眾出家人）的。

　　在佛陀初成佛時是沒有度女眾出家的，最後是由於釋尊的姨母愛道與五百釋種求出家，但釋尊拒絕，最後由於阿難的請度，佛才允可。於是有經典論僧團出現尼眾，正法住世減五百年之說等等。

　　但仔細研究，釋尊為何不度女眾出家人，可能基於一些更現實的身心條件理由。

　　由心理出發而言，女眾具有先天性的母愛，那是最有礙於出離的愛執。

　　就生理而言，女眾的起居生活，拖缽，弘化，安居，可能都會有生命上的危險。因出家人有出家人必須過的生活。若比丘尼太美貌於乞食、遊化時都可能遭遇到危險。但身為出家人又絕對不能不乞食拖缽，弘法利生。於是基於種種理由，這必然是釋尊所應三思的問題。

　　於是在佛教初期佛制下八敬法，而僧團仍依比丘（男眾出家人）為中心。那基於佛世時比丘的出現畢竟比比丘尼早了二十餘年。所以比丘尼勢必有許多修行法要或生活法規必須向比丘學習。再者，比丘尼在弘化與拖缽等種種對外事務，某種程度上亦須仰賴男眾比丘的保護。那是可以想像的。

　　但並非尼眾不如比丘，就覺性而言並無二置。而上述所論的問題在現代社會來看，已不成問題。而正法住世縮短之說更是無稽且直接違反了眾生平等的教理。北傳佛教仍有許多偉大的尼眾出家人。如證嚴上人即是一個當代了不起的比丘尼，所行的悲願已經完全附合人間的菩薩行。

　　在佛初成道所度的比丘僧團是沒有戒律的，為何沒有戒律?那是因為佛成道初期所度的諸大弟子如鹿野苑五比丘，大迦葉等五百眾弟子，舍利弗、目犍連等都是極其利根的人，常因佛陀的三言兩語開示即證了阿羅漢，或初果聖人。所謂「初果耕地，蟲離四寸。」這是由聖人的道力所成的道共戒。即然不犯罪作惡，那就沒有制戒的必要。要像一個乖學生，不須要去規定他的功課他自然就會看書。

　　但後來僧團逐漸擴大，出家的身份背景也雜了，比丘開始有作惡的行為出現，為了僧團的合和清淨，於是不得制戒來約束。而戒是佛弟子有所犯才制的。在《五分律》：「舍利弗，我此眾淨，未有未曾有法，我此眾中，最小很須陀洹。諸佛如來，不以有漏法而為弟子結戒。」比丘戒是根據事實而制的，佛不預先制戒有兩大理由：一、表示民主。二、是表示尊重弟子們的人格，如果不犯便制，弟子當然也會接受，但那不是僧團的意志，那變成是佛的強制約束。若有人犯了破壞僧團的清淨合和，僧團大眾為了清淨合和於是請釋尊制戒，那即是出於僧團的要求。於是與其說佛陀是制戒的人，還不如說佛陀是主持戒會的人才洽當些。